此外，有限授权模式的适用还能解决现行部分司法解释中确定数额型授权的合法性问题。
这样就造成政府预算先执行、后审批的局面，一年有近3个月是预算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先行执行的，这就严重影响了预算的严肃性和权威性。〔7〕（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在1954年宪法的制度设计上，同样包含着大会至上的要求，例如，常委会要向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大会有权罢免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等。
按照宪法的规定，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16〕 当然，这种主导地位是从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后才开始逐步形成的。专门委员会数量的增加，也是全国人大职权行使、特别是监督专门化的必然要求，是大会有效行使职权的重要方式。在人大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这种紧张的关系似乎并未为全国人大代表们所实际感受。2．权限不清：宪法解释虚置 应当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膨胀，这与宪法文本自身的不足是分不开的。
1983年9月，法制委员会改为法制工作委员会，人员也增加到121人，〔47〕到2012年时已达到182人。如前所述，常委会和大会在存在形态、存在时间、职权范围、民意基础等方面均有重大差异，常委会和大会是两个机关，并不是同一立法机关。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对自己、对朋友、对自己教诲的受众、对自己冒犯的法律担当——慨然赴死。
从制宪权主体的宪法意识与特定历史事实的关系来看，我国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是制宪权主体担当此在责任、宽恕过去罪恶、期待美好未来的宪法意识综合作用的结果。二、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的功能 （一）我国八二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具有指引、评价宪法正文的功能 以八二宪法序言第五自然段之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为例。上帝赐予人自由意志是为了让人正当地生活，而不是让人藉此作恶，人滥用自由意志作恶，错不在于上帝，而在于人本身。不管托克维尔此处的论述是否充满了法国人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此处他提出的两个命题不能说不能成立：其一，过去的罪恶并不一定都是罪大恶极而绝不可赦。
就人类的政治生活来说，开端启新意味着万般未曾预料到的事件都有可能发生，且绝大多数都与暴力相联——暴力比较容易创造一个政治开端。而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把恕与仁等值，并把恕的方法与推己及人的黄金规则联系在一起：恕，仁也。
以隐藏在此类历史叙事背后的人民的宪法意识为根本，在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背景下的改革，只能是在加强权力间的制约、增进群体间的团结包容、提升权利保障的范围和力度三个面向上展开。她说，对于不可逆性，即一个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经做过的一切，摆脱其困境的可能的拯救之道是宽恕的能力，如果不是宽恕让我们摆脱我们所做事情的后果，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被束缚在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补救的单个行为上。历史叙事 随着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成为共识，所有法权主体均须努力理解宪法规范的涵义，尊重宪法精神，实施宪法规范，维护宪法权威。在我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期，所谓的良性违宪现象层出不穷，导致学界对其有不同的看法。
因而，制宪机关制定的凡是能够经得起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推敲的宪法正文，就是与制宪权主体的宪法意识相吻合的宪法，就是人民立宪意志作用下的宪法，具有正当性。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中为什么要写入这些历史事实？写入这些历史事实对于我国宪法的品质乃至宪法的实施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规范宪法学显然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其认为这些陈述性的内容没有太大的意义，可有可无，甚至在我国2004年修宪之时，有人提出了取消或删除宪法序言的主张。然而，人还是知性的动物，要找寻更深层次的缘由。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既然人民成为国家主人，则对于国际公约中的这些基本人权，凡我国不持保留意见的，在修宪时应该自觉考虑与之衔接和协调，将它们载入宪法，明确规定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首先，正是在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精神指引下，我国八二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就算是没有战争的政治骤变（譬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颜色革命），其暴力和暴力倾向以及短期内的无解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犯罪猖獗、公民基本权利的苍白等，也导致此在个人尊严的荡然无存。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等。
此在的每个人都感悟到革命中的个人比面对国家的个人更渺小。20世纪90年代南非立宪时刻制宪权主体和制宪机关的表现，堪称宽恕过去罪恶的典范。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国八二宪法的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3~56条），规定公民不仅享有广泛的自由权，且享有众多的社会权。我们皆知，与古希腊城邦国家不同，就算是最小的近现代国家也人口众多，制宪权主体无法全体直接参加制宪，须以代议制的制宪机关的形式制定宪法。权利的普遍原则就是关于人的自由的原理，即任何一个行为，如果它本身是正确的，或者它依据的准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行为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在行为上和每一个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存在。
远者如美国的立宪会议、南北战争后对南方将领的处置、宪法修正案第13~15条的制定等。宪法有序发展（即指宪法修改程序、宪法变迁情形等）。
人民心灵的自我反思，天然地指向人民自己要担当作为此在的革命的后果。奥古斯丁认为，上帝造人并把自由意志赐予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人就不可能正当地生活，就不可能超越自然必然性而成为真正的人。
人民在革命初期的热情已经消褪，此时萦绕在心头的首先是彷徨与挣扎，是在感悟自身时刻牵挂着的世界的非定局性，尤其是在感悟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就此而言，我国1975年宪法算是一个适例。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把当下与过去链接起来，建构兼容并蓄的民族国家。西耶斯指出，旧制度下之所以第三等级什么都不是，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所以在革命成功之后的立宪时刻，制宪权主体对推己及人的平等对待原则的重要性，感悟极深。团结的基线是爱国，其对象范围包容全世界的华人。
毕竟，宪法社会学的基本假定是，任何国家的宪政运作实际上都依赖不成文宪法，宪法是社会规范的表现形式。第六自然段呈现了已经部分实现了的立宪时刻所期待的美好生活：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这方面的论证目前已经比较充分，本文在此没有必要再展开论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尤其是相应于社会条件的宪法意识，是评价宪法社会功能的重要内容，构成宪法社会学的心理基础，其也构成肯认或质疑事实宪法规范的心理基础。他说，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
制宪机关与制宪权主体的关系是：应然层面，制宪权主体委托制宪机关制宪。凡是没有宽恕精神且鼓倡继续激烈斗争的宪法，都会很快遭到人民的厌弃。包括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在内的宪法文本是宪法的初级规则，其本质和有效性源自宪法的次级规则——制宪权主体（人民）的宪法意识。中国人民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
近代哲学家帕斯卡尔更认为，人是为了思想而生的，思想是人的全部的尊严和人的全部的优异。其宽恕精神主要体现在：其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如己之心，以推诸人，此求仁之道。否则，怎么会在宪法中展开历史叙事呢？毕竟，宪法的特质是保守性、安定性，而非持续的革命性。
原文发表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因而法兰西是在精神上生活的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